10月13日，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车撞后遭到碾压，十余名路人目击却无人救援，最后只有拾荒阿姨陈贤妹将孩子救起。路人的冷漠又一次成为了争议焦点，抛开法律、急救常识以及道德的问题不谈，为何路人连一个120救助电话都不打？我们试图通过一系列心理学层面的分析来解读，人们的这种冷漠是怎样炼成的。
权威效应：让人类学会“明哲保身”
所谓“权威效应”，又称为“权威暗示”效应，理论上原本指的是一个人因为地位高，有威信，那他的行为就容易引起别人重视，并让他们相信其正确性。“权威效应”普遍存在，其实是由于人们有“安全心理”，即人们总认为权威人物往往是正确的楷模，服从他们会使自己具备安全感，增加不会出错的“保险系数”。所以一旦权威认定了某件事，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就往往成了人们处理类似事件的参考标准。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有负面的权威效应，这种效应可被视为一种经验，这些都会在人的经验中留下痕迹，影响之后的行为。像在此前发生在2006年因为扶起被撞到的老人却被判罚13.6万元（最终赔付4万元）的“彭宇案”以及2009年天津车主许云鹤扶起倒地老人反被诬陷赔付10万元的事件，这些作为一种负面的“权威效应”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让人们在救人之前先考虑明哲保身。
这也是美国加州对2004年万圣节发生的好人救助车祸者反被起诉一事之后，在2009年6月25日，加州议会以75：0票通过“好心人免责条例”。这一保护做好事者的法律，目的就是破除负面的“做了好事不至于反而惹麻烦上身或被告上法庭”的“权威效应”。
自我中心性：人类的行为的第一出发点
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其所生活的环境，所交往的人都会对心理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是一种暂时氛围，也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人类心理一方面依存于群体，另一方面又极其在意自己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类对群体的依存，正式为了更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一点在进化的角度无可厚非。
大多数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个“自我中心性”，对于人性在“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中可窥探一斑：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动了善心帮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这种好心人是指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而是出于内心的道德要求无偿对他人进行帮助或救助的人。
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C•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基于这个故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的受试者是一组神学院学生，其中的一半给予“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并要求他们在另一所神学院里布道，另一半则要求在同一地点对就业机会的问题进行布道。作为额外的变量参照，受试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内到达布道的地点，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会显得匆忙。同时，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受试者将会经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瘫倒在小巷中的路人，这个人看上去急需帮助。
实验结果证明，相比那些准备演讲就业机会问题的学生，被给予“好撒马利亚人”故事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寓言的教育意义而更多地伸出援手。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们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如果时间紧迫，仅有10%的学生会停下来提供援助，即使他们即将布道的话题是停下来给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由此可见，人们对路人的关注远不及对自己是否守时的担忧，人性的弱点在现实和实验的检验下，显露无疑。[详细]
责任分散：产生“我没救总会有人救”的心理
“责任分散”是一种由于有他人在场，个体处于一种匿名化的状态，而导致个体在面对紧急情境时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应减少的想象，即当大家都认为“虽然我没去救，但总有其他人会救”，“就算我现在不救，后面总有人会救的”。这种“责任分散”普遍的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
美国的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针对此特别进行了下面的实验。他们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分别以一对一和四对一的方式与一假扮的癫痫病患者保持距离，并利用对讲机通话。他们要研究的是：在交谈过程中，当那个假病人大呼救命时，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所作出的选择。事后的统计显示：在一对一通话的那些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有4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些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详细]
从众效应：让人类更倾向于服从大多数
从众效应是指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常被称为“羊群效应”。人们会简单追随大众所同意的，而不去思考事件的意义。如果多数人认可的，即使是错误的，我们也会很容易的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众效应给人的压力，不仅仅会在人群中产生，对于习惯了从众的人，还会形成一种心理模式，即使在单独行动时，仍然会按既有的模式去做。在小悦悦出事后，有十几个路人依次经过但都没有对其进行救助也并未打电话报警，尽管这一行为是陆续发生的，并非属于围观而产生的但也是一种从众行为，这种心理也许源自“别人都没做我也不会做”；或者就像在1964年美国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谋杀案一样，围观者事后认为“别人已经报警了”。从这一层面来看，依次经过的路人反应的是一种错误的从众效应。[详细]
破窗效应：恶会在人群中传染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曾提出一个“破窗效应”，其核心意思是：若一幢建筑物被打破了一块窗玻璃，且没有及时更换维修玻璃，那么路过这幢建筑物的人们就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去打烂更多的窗玻璃。如果这些破窗户仍旧得不到及时维修，那么还会继续产生其他破坏行为。
对于这个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他曾进行过臭名昭著的“监狱试验”）用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进行了证明。津巴多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一辆停在了社会底层聚居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另一辆停在了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辆车不仅敞开了顶棚，而且摘掉了车牌，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在帕洛阿尔托的这辆，停放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津巴多干脆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数个小时，它就被偷走了。
“破窗理论”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非是纽约的居民比帕洛阿尔托人更冷漠，而是这种冷漠在开了一个头之后，在群体中产生了传染。小悦悦两度被汽车碾压，经过的18个路人并没有对其进行救助，也正是验证了“恶”或者说“冷漠”在人群中的传染。
